“大凡国之强弱由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我国经由满清两百余年奴役，尽行弱民之策，徒拥文明之虚名，竞蒙贫弱之实害，若要国家富强必养根本之实力，而所以养实力者无他，专在殖产厚生之实务而已！”
“弱民之策……”
在郭嵩焘说出这四个字时，朱宜锋先是一愣，随后思索片刻答道。
“虽说满清要为中国现在的情况负有绝大多数责任，但是弱民之策，绝非满清独有，弱民的第一步就是“愚民”，而最早提出“愚民”这一思想其实是春秋的老子庄子和管子。其宣称上古以来擅长治理国家的君主，并不推行让老百姓聪明起来的教育，而是运用愚民之策。人民之所以难以治理，在于老百姓很聪明。所以用让老百姓聪明起来的办法治理国家，则必然危害国家。若推行愚民之策，则是国家之福。《道德经》的“古之善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基本上可以视为“愚民”之始……”
在过去的几年之中，为了弥补国学上的弱势，朱宜锋一直在研读古代经史子集等典著，也正因如此，相比于过去，他更直观的了解的中国的古代文化，而也正因如此他才会惊骇的发现一些过去未曾注意的事情。
所谓用来“愚民”的儒家并不是真正的儒家，而是披着儒家之皮的“山寨”的儒家，真正的儒家学说反倒是站在民众的一方。为什么儒家后来背负了“愚民”的罪名，一方面是到了近代，批判儒家者根本就没有看过如《诗经》、《尚书》、《论语》等儒学著作，不过只是空凭臆断，便把“愚民”罪名完全甩给了儒家。
但是若是说儒家学说“冤枉”其倒也不冤。这种矛盾实际上是因为孔孟的儒家和董仲舒之后的历代儒家，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既是儒家的发扬光大，同样也是儒家的变态，是儒家的“离经叛道”，在董仲舒时期，儒家已经掺杂了“法家”以及阴阳五行等学学，可以说那时的儒家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披着儒家之皮的“法家”，秦国的，准确的来说是法家核心的“愚民”，开始于影响儒家。然而这仅仅是开始，在随后的数千年间，中国的君主开始选择性地强调儒家中的纲常等级观念，已达到维持统治的目的。
而儒学本身非但没有愚民政策，相反，其站在普通民众立场上想问题。儒家学说讲究“有教无类”，提倡开化民智，讲究的是“有恒心，有恒产”，在儒家经典中很多论述根本没有任何”愚民“政策。反而对于统治者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甚至是在看待个体犯罪问题时，也反思是不是社会制度使他们做出这样的事情。儒家在诸学说中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并不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看问题。这一点与法家截然不同，法家是占着统治者的立场上出谋划策，甚至包括号称“无为”的老庄之学亦是如此。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老庄的这些观念当时并非主流之说，诸子百家亦以其为“谬论”，加之也没有实际来证明这一理论的可靠性，是以“愚民”之说也就沉寂了下去。直到战国时期，天下兼并日烈，为了灭人国而保本国不被灭，诸子百家都开始摸索各种各样治国之道，于是很多原来被视为“谬论”的歪门邪道也有了市场。”
讲述着“愚民”之说根源的朱宜锋，想到“歪门邪道”变成了正道时，不禁将视投向远方，然后感叹道。
“可谁知，一个人却让这“歪门邪道”变成了所谓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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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殖民时代，除了武力之外，中国还应该用什么去征服殖民地？西洋人选择了传教士，选择了他们所谓的天主教、基督教，而在绿**崛起之后，他们在用武力征服一个地区的同时，通过宗教将中亚等佛家黄色之地加以绿化，甚至在就连许多田原木也是精神上的***人。哦！那个字是不能提的，因为根据新的治安条例，这是的违法的！
当然，这就扯远了。回归正题，在殖民时代，中国用什么去教化百姓呢？拜上帝教？天主教？当然，国人从来都不是虔诚的教徒。在没有宗教的情况下，我想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用儒家去教化四方，让世界沐浴在儒家的光辉下……
但是正如天主教需要宗教改革，佛教进入中国也曾改革过一样，担负起沐浴世界之责的儒家同样也需要改革！怎么改？对内回归本源，至于对外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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