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理论经过一代代完善和总结，几十年后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高度。但苏乙提出的理论新鲜吗?
其实不新鲜，解放前伟人就提出了群众路线，到后世新世纪的一零年代后，我党再次开启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其实这既是与时俱进，也是一脉相承。
苏乙所提出要建立工人理论学习实验基地，只是把这个理论延伸出来进行试点实践罢了。
那为什么文慧听了后大受震撼呢？
这是因为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都具有时代的特点，但也具有时代的局限性。这个时代思潮活跃，可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理论没能跟上时代和时局变化引起的迷茫和混乱，思潮才会活跃，否则大家都“听党话跟党走”，该干什么干什么，想那么多干嘛？
因此也就导致了这个时代的理论探讨的主题都是方向性的大问题，大家都在说“往哪儿走”、“怎么走”？
从上至下都是如此。
这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一个好的理论一定是发展的，与时俱进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框框教条。
有探讨，有思考，这说明大家都在根据实践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反思，克服理论的时代局限性和认知的局限性，尝试开辟理论新境界，把理论向前推进。这个过程有震荡有偏差在所难免。
但苏乙提出问题的角度跟大家讨论的都不一样，苏乙说的是“谁来带头”、“从哪儿出发”的问题。
这个问题比方向更重要，这是个立场和原则性的大问题。
当前整个社会都还没注意到这个问题，或者说是在有意识的忽略这个问题，毕竟推翻旧世界的工农又回到了社会底层老实起来，绝大多数的中产和精英们嘴上喊着respect，但其实并不觉得这些泥腿子有什么资格跟他们一起谈论国家大事，历史的惯性让他们打心底里再次树立起了阶级的高墙，这个苗头和趋势在当时其实比现代社会还要来得汹涌猛烈。
所以苏乙的“呐喊”就有了“振聋发聩”的效果，让文慧听来格外动容。
其实如果苏乙不提，再过几个月也会有人提的，不过到时候这个工人理论学习计划会被那股浪潮裹挟，背离了初衷，背离了群众，也背离了它本该承担的历史使命。
那苏乙这么高调提出这个问题，会不会对他造成不好的影响？
绝对不会！
任何社会都有它绝对郑志正确的东西，苏乙提出的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这是十二年前颁布的第一部国家宪法中第一条总纲就提到的事情，这是不容践踏的铁律，谁敢否定？谁敢质疑？
谁敢质疑，就是动摇国家根本！
所以这是绝对正确的。
苏乙提出这东西有没有用？或者说会不会引人注目？
如果在《京城日报》这样的大报上刊发这个观点，是一定会引人注目的，也一定会有嗅觉灵敏的人立刻来捞取这个明摆着的近乎白给的郑志资本的。
毫不夸张地说，这事儿体制里的人只要能够主导并且顺利开展开来，这就是可以直接晋升的大功。
那为什么这事儿苏乙不自己多做点？为什么是搞试点，不是步子迈得更大一点？
这就是做事说话要低调且留余地了。
这个理论一旦被认可，很可能会迅速扩大并实施，你苏乙什么身份，又何德何能去做这个“首倡者”？
风口浪尖上，你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
所以上面的事情高个子去顶，苏乙话不说满，就是想到这件事被上层关注并认可，那他现在步子越谨慎，说话越低调，就是越给上面发挥且体现智慧的余地，而不是“拾他牙慧”。
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苏乙做这件事不是为了给自己捞郑志资本，也不是真的“忧国忧民”，他的动机有三——
最根本的动机当然就是为了拿到副主编的位置。一旦这个工人理论学习实验基地成立，那你的学习成果要不要通报和公布？通过什么来公布？
不就是厂报吗？
这等于苏乙一下子给自己要了两个职位，除了厂报副主编，他肯定会在这个学习实验基地挂领导职位的。
而且对于苏乙的竞争对手来说，这是降维打击，彻底碾压。他们竞争靠技巧，或者在加上点背景，但苏乙靠的是煌煌大势，他们完全不会有任何反抗余地的。
但只是为了争这么点权利，那事情根本不必要搞大。
第二个动机就是苏乙臭老九的身份。
他是烈属，再加上李新民的庇护，未来十年他大概率不会有太大变故。
但这其实不保险，所以再给自己来个工人理论家的身份，那就万无一失了。
我是站在工人这边的，我代表的是工人，谁敢造我的反，革我的命？
不过“洗白成分”也不必把事情搞太大，过犹不及。
第三个动机就不止是苏乙的私心了。
多的不说，只能说能打败魔法的只有魔法，要是真能成事，这样一个绝对正确的东西放在这儿，能不能最终酝酿出什么花来还不知道，但这绝对是一艘牢靠的船。
苏乙不必做船长，他只要在这艘船上，并且不会被赶下船，那就足够了。
所以苏乙根本没有任何理由把事情搞大，他只负责把炮仗点着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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