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磁州临水镇这类地区，民间为谋利也必然采铁冶炼，明政府似乎不但未开办铁冶所，亦不收铁课。
洪武二十五年曾经有一次大规模国家开炉冶炼，洪武二十八年九月《明实录》记载：“各处续开炉冶，今已三年，而内库见贮铁凡三千七百四十三万余斤。上以库内储铁已多诏罢各处铁冶，令民得自采炼。而岁输课程每三十分取其二。”
开炉三年贮铁3743万余斤，应是原先各地规定的上交铁配额数量再加上开炉冶炼再减去消费后的结果。又过了两年半不到，官员报告库存铁不够用，申请重新开炉，朱元璋命令暂开炉一年：“工部臣言：各处铁冶久已住罢，今内库所贮铁有限，而营造所费甚多，恐岁用不敷。上令暂开炉冶一年，仍复住罢。”
由上述可见，明初官营产铁完全视政府需要而定，需要时在指定的铁冶所开炉冶炼，不需要时就停罢。民间产铁数量的规模则一直很大。
停止官冶后，冶铁工匠大多不会改行，只不过从为国家服务变成为个人谋利，产铁数量应不会下降，在利益驱动之下甚至会增长。
由于民间产铁数量不在明政府统计范围内，1847万斤更近于某个时间段内分配给各地的定额数字总和，在此之外的铁课则徒具形式，所以很难得到一个真正准确的估算。
明代宣德以后，官方账面上的铁课数字有很大增长，这主要是因官营铁冶效率低下逐渐废弛，而原先以官营代偿方式征收的铁课可能更多以普通铁课的形式出现。
所以这种铁课数字的增长不仅是产量增长，而且也是统计方式改变的结果。
宣德之后的铁产量增长过于惊人，从一些地方的铁课数字和明初铁产量定额数字的对比可说明一些问题：天顺五年山西阳城县民营铁课数量五六十万斤，折算成铁产量在800万斤左右；而洪武时期给山西的定额也就是1146917斤，光是一个阳城县的民营铁产量就已是洪武时期山西全省定额的七倍以上；嘉靖十年，广东省按照税银换算的民营铁产量为2764万斤，是明初全国定额总和1847万斤的1.5倍左右，仅广东一省就超过全国五成。
明初的广东配额为1896641斤，占据全国比例约十分之一，假设嘉靖时期民营铁产量占据全国比例类似，则此时全国民营铁产量当为2亿6923万明斤，换算一下，约为16万吨的产量。这和18世纪初欧洲钢铁总产量14万吨到18万吨在同一水平线上。
不过，不管以何种方式计算，“明代钢铁产量达到了历代封建王朝的历史最高水平”，“明代中后期的钢铁产量不仅创出了我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而且占据全世界第一位”。
明代民营冶铁的规模和技术不仅比前代有巨大进步，也是当时世界最领先水平。
广东佛山镇在成化、弘治年间就发展成为冶铁铸造中心，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工业化城市，各种冶铸工人在二三万人以上，而官营最大的遵化铁厂人数最多时不过2500人。
福建漳州龙溪冶铁高炉一炉多至五七百人。万历时期，山西夏县温峪山聚集开采铁矿者六七千人。北直隶蓟州之西，嘉靖时期采矿冶铁聚集近万余人。
明代晚期民间使用的瓶炉体形比官炉大，通常情况一日夜可出铁3600斤，最高可日产生铁6000余斤。
民间炼铁已使用活塞式鼓风机，结构功能与近代鼓风设备一致。
欧洲在这方面的技术远远落后于明代，比较简陋的三角形木风箱16世纪才发明，长方形木风箱还要延后，至于用活塞推动和压缩空气的鼓风器，“这已是18世纪后期的事了”。
明代发明的生熟铁串联冶炼工艺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另外，煤炭冶铁也有更大程度的推广。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凡炉中炽铁用炭，煤炭居十七，木炭居十三”土高炉也有了重大改进，已能把冶铁炉与炒铁炉串联使用。
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说：“凡铁炉用盐和泥造成，出炉未炒为生铁，熔流时又作方塘留之，洒干泥灰而持柳棍疾搅，则熟矣。”
这种冶铁技术减少了炒炼熟铁时再熔化的过程，缩短了炒炼熟铁的时间，降低成本，是冶铁史上的一项重要成就。
明代发明的苏钢冶炼法是灌钢冶炼技术的新发展，现代冶炼专家周志宏说：“苏钢冶炼法在国外还没有类似发明，显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发明。整个过程适合现代的冶金原理，不用坩埚而创造出一种淋铁氧化的方法而使渣铁分开，成为比较纯的工具钢。这是中国古代先进炼钢工人的智慧结晶。”
生铁淋口技术也是明代的独特创造，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在明代锻制工具和兵器的锋刃时，采用了生铁淋口的方法，使锋刃具有钢铁组织的表面层。
采用生铁淋口技术，使原来以熟铁或低碳钢为本体的生产工具，表面有一层一定厚度的擦生层，包括渗碳层和生铁熔覆层。渗碳层具有高碳钢性质，达到了表面坚硬，内部柔韧和耐磨耐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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